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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如果艺术家之间是可以比较的话，那高君绝对是一个异数，特别是在现在，在资本和权力将几乎所有人锁定在便于诠释的框架里的时代，高君还是一个异数。我自认为是研究高君的权威，对他的工作和业余生活乃至花絮轶事都有第一手的素材和证据，这使我非常肯定我谈到的高君，在多大程度上就是高君，而不是别人。
我想先从虚拟的场所说起。
为了响应网上自由大宪章的号召，这次高君云游回北京后，我动员他找个吉他类的论坛亮亮相，说不定对他的项目会有好处。我了解他平时对这样的行动不很积极，便再三鼓动他拿出点儿ＢＢＳ大虫的气势来，要不恐怕人家的鼠标不打你。过了十来天，他说上了“古典吉他村”的论坛。赶忙拍猫进村，寥寥七八行东西，既不艺术，又不实用，更没气势.饶是如此，也还有人摸起石块砸过来。这块石头显然不是来自漫无目的的方位，因为投掷手已经表现出这样一种强烈情绪，而且他希望人家看破这种情绪：由于其他运动员的成绩明显突出，该选手自尊心受到剧烈伤害，他不得不通过拉扯他前面选手的短裤，以期制造丑闻来冲淡别人的优秀。除此之外，他无法平息内心深处的痛苦和焦虑。
通常，我并不讨厌有人在论坛上乱扔石头乱拍板砖，哪怕砸得人面目不清、血肉模糊，只要是在游戏许可的胡说八道范围内，无论其观点是对还是错，都不至于造成恶性后果。但我对砸向高君的这块石头有着本能的反感，因为它分明已经越出了游戏规则，充分发作了冷箭的种种症状，说不定，主攻手还希望它们能兼有匕首和投枪的功效。好在网络的虚拟性质使得这一动作充满了安全性。在我的故乡，人们把躲在英雄后面寻机向对方偷偷地放一拳踢一脚的舞台动作称为“打太平拳”，“打太平拳”的人是懦夫或瘪三的代名词。笔者是好几个ＢＢＳ的常客，“世纪沙龙”、“天涯”、“士柏论坛”、“秋风论坛”等几乎每天必到，但我不去“强国论坛”、左派大本营等等，尽管从字面看上去他们的主张非常得体、浑身散发着正义的气味。有限的几次浏览经历损害了我的感觉，这里迷漫着大字报的硝烟，有不少人相互称对方为“爱国贼”和“卖国贼”，有时候是单挑，有时候是群殴，反正都与国家无关，无非是想伸张自己的正义，打击对方的歪理邪说。而要置对方于死地，“贼”才是关键词。看来双方都不仅准备成长为＊＊主义战士，还想兼任道德家和裁判员职务。可我就是不懂，寻衅、叫嚣、辱骂和不择手段的歪曲对方观点以期推导出对方是反动派、是必须低头认罪的人，这些故事经过“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的千锤百炼，难道还不够完美，还需要没有经过血与火洗礼的孩子们去加以演绎和修辞么？
不错，论坛是需要石头和板砖来活跃气氛，但活跃的决不是杀气。120分贝的响声和接近42℃的致幻状态就能产生思想、产生艺术么？当BBS被当作“举报箱”、君子和小人的加工厂、正义和反动的审判台，交流就转变为责难、攻讦、控诉乃至判决。我们有不少“同学”非常有经验地制造和利用这种混乱，以为可以趁乱世来实现自己的英雄梦想，但这个拙劣的计划是以狂想替代逻辑作为前提的。往往，“正义行动”使得正义本身蒙受恶名。破坏了论坛上的交往规则，就离断送这块阵地不远了。联想到大名鼎鼎的陈村斑竹，最近终于在杀伐声中缴械投降、落荒而逃的事实，可知我所言非夸夸其谈。
我想对此谈论稍微加以扩大化不至败坏大家的胃口。苏共现任领导人久加诺夫说过：苏共垮台的真实原因是它的三个垄断：即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制度--认为自己想的说的都是对的；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认为自己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垄断利益的封建特权制度--认为自己有享有一切的福祉。引用这段话不是想说这种现象本身有多恐怖，而是想传达一个令我震惊的感受－－我们竟然有着如此巨大的民间基础，以至实现这种垄断简直毫不费力。大多数真理都有过被用作诛灭对手的藉口的历史，在强权之下，真理流离失所，被迫扮演它所不是的东西。所以在今天，对真理保持一份戒心比不遗余力的宣扬它更值得推荐。
由此引发了我甚至憎恨那些发明了诸如高尚、正义之类字眼的文化民工，它们使有才能的人之间相互敌对，后果比阶级划分还要恶劣。因为阶级无需争夺，从外观上能够凭肉眼一目了然；而对概念的争夺却会让人耗尽心力，把才华燃化为一堆无用的激情，是非纷争，至死难息。
我想我差不多已经表明了自己的意思，就是要旗帜鲜明地反对任何人对合法表达的打击，捍卫所有人表达自由见解的权利，甚至是做秀的权利。
不过高君用不着作秀，他从来也没有诗化过自己的生活和记忆，尽管社会不断地鼓励人们这样做，而我们也都深知这样做的正当和有利。
作为一名杰出的手艺人，高君对自己的技艺怀有绝对的自信，我看到这一点是在他指导一些象柳培德这样的国内吉他大虫时才表现的尤为明显。他足以让自己过上安逸舒适不假外求的生活。他不需要仰仗批评家或是表扬家对其成就加以首肯，实际上，在认识曹平之前，我看他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还需要别人肯定这个问题。我认为，对高君来说，出名只不过是作为一名手艺人用他的精湛技术向公民社会补办的最后一项手续，确实，有不少人因过度专注于手艺而遗忘了这道手续，可人民总会通过口耳相传，将这份荣誉补发给他。在吉他界，这个问题根本不存在。任何一个知道吉他是什麽东西的人，但凡听过他的演奏，都会慷慨地将最华丽的头衔判决给他。甚至连嫉妒他的人，都不惜用诋毁的方式来证明他的成就是不可回避的。
二
我对第一次见到高君印象深刻。那天他与一位朋友到我所在的工地看看，凭直觉，我立刻认定这是个身怀绝技的人。事后证实了我的判断，不过方向出了偏差。我曾正儿八经的练过多年武术，把他也看成了此道中人。好在他说也曾被沙包淘冶过，也不能算我全盘看错。我们交往渐深，迄今却未曾交手，我终不能得知他的功夫比我如何，但彼此俱将此道废弛十余年，不是功夫高手是肯定的。初次听他操琴，弹的是古典时期朱里亚尼的大序曲，我没感到什麽意外，只觉他手法干净，弓弦娴熟，确系高手风范。当时他手头只有一把带病箱琴，不能上场，所以拖了个把月，不知指弹风格（Finger
Style）为何物，但高君已口头上将其作了描述，我也在字面上有了概念，并且知道了约翰·费伊、达克·贝克和里奥·卡基几个名字。
终于托朋友从美国买的吉布森 G－200Deluxe/FM 拿到了手上，外行看新东西，总是先看外观然后看外观最后还看外观，企图凭花样来定其所值。我头一次见到如此漂亮的吉他，赞不绝口，高君却说要是有材料，他也做得出来，接着，从吉布森到马丁到泰勒，从特色、风格、型制到价位，如数家珍从容道来。听得我目瞪口呆。当时我还不知道高君已经有了一家乐器公司，专门做吉他，那些日子，高君几乎就没放下过那把Gibson，一套崭新的琴弦，一个星期就不行了。我也得以熟悉了那些曲子，《豆子季节》《蓝点》、《钓鱼人》、《最后一部蒸汽机车》、《TINTINYANI》等，确实耳目一新。一则琴好，金属音圆润透亮，悦耳怡神；二来手高，干净利落，气势磅礴，没有孱弱打结；三是曲风独异，使转绵密，纵横交错，再挟以金属声叮咚送出，隔壁房间听，恍若数人合奏。指弹吉他在当时还找不到多少曲目，但凡能见到的，高君一个都不放，先按图索骥，死扒别人的曲子，然后对其进行思想改造
。
如果仅仅听他弹琴，高君平和超然的态度更像个古典主义者；要是看过他亲自动手做琴，你就会发现他其实是个僵尸级的完美主义者，无论在多么细小的琐碎的理论和手工环节上，他都难以流露出对别人的完整信任。他对本已计划好的材料、结构样式百般挑剔，不惜为一点无关大局的细节返工。人们一向喜欢拿大师来说明很多事情，其实大师什么也说明不了，我倒是能从高君的这些细节，了解大师为什麽是经得起长久推敲。我曾在高君的指点下比较了国内产的许多牌子，相信有些人是决心把吉它当成家具来做的，却同样叫做高档琴。我这样评价也许有失厚道，的确，对于制作我算是外行，可我的头上长着两只耳朵，一边一个，都发育得很不错，接受过来自于现实与CDs
的各种声音的教育和再教育，我坚信他们是公正的。
这种苛求完美的态度也成全了高君的演奏技巧。按理说，他的家数来路驳杂，像约翰·费伊和里奥·卡基就相差很远，不容易统一，约翰·费伊的曲子乡村情绪浓厚一些，速度也较缓，著名的《最后一部蒸汽机车》就是出自他手，高君硬是把它弹得跟约翰·费伊毫不相干，他觉得在他这儿只有一种弹法是正确的，原作的某些情绪与他没有任何关系。相比而言，高君更推崇里奥·卡基，里奥·卡基的东西比较难以篡改，因为他们有个非常显著的特点，是技术性强，速度快，演奏难度大。放弃了感情色彩的曲子也许还算是一首曲子，但在我看来，没有了技术含量的曲子压根就不能听了。高君说里奥·卡基的有些曲子，是指弹吉他史上最难的。
我要提到我的感激，从一开始接触，高君就把我当成知音，弹着弹着就会停下来征询我的意见，我也就顺杆爬，想当然地把自己笼罩在内行的幸福里。有时候我的心思不在这儿，但我仍然会支撑着拿出知音的状态；有时候睡意甚浓，眼皮已经合上了，头却摆在倾听的角度，嘴角还下意识地露出笑意。可接下来事情发生了某种变化，我发现，他对我所表现出的“认可方式”，也经常毫不吝啬地向不相干的人出示，我开始怀疑这是高君向人家表示恭维的方式，或者是考查听者的耳朵，要不就是演习与听众的双向互动。最终我弄清了，这不过是种“强迫症”倾向的习惯，就算面前放着块木头，他也表现依旧。
同样是手艺人，我很清楚，有些价值，只有在顶尖高手们之间才能互相觉察和把握，后来看到高君与赵长贵在一起时的感觉，也更进一步地验证了这一认识。曾经在高君和曹平还不相识，周围还找不到弹指弹风格的人的时候，我则是国内了解指弹吉他这一艺术风格最多的几个人之一。我习惯从“大艺术”背景上去看不同门类的艺术，习惯从观念上去理解作品的差异。自从巴赫集大成地丰富了复调对位手法，音乐就一直没有向艺术输出送过任何新观念，其间直到电声的崛起，音乐在观念上的进行方式没有任何改变，除了勋伯格。勋伯格受益于他的思想家朋友（像维也纳学派的石里克，波普尔），专注于对音乐的数学性分析。他在调性研究上取得的巨大成功，无疑极大的拓展了音乐延革的思路。我当时受维特根斯坦和逻辑实证主义影响，有强烈的“非表现”意识，认为表现主义的解释与其说是理解了作品，还不如说理解了我们的理解方式以及心理上的愿望来得恰当。我认同常识上的表现主义，但逻辑上的表现主义不堪一击，因为其说法就算不是错误的，也是软弱无力的。如果说艺术仅仅表现了某种东西（比如情绪），那么艺术将是不值得尊敬的，起码是不值得信赖的。一个手势、一个眼神都比我所见过的和听过的任何作品具有更加确凿的表现力。作品中埋伏着无数种情感，俯拾即是，任由选择。
三
我后来有幸参与了高君和一个朋友的合作，他放弃了自己在兰州的那家乐器公司，因为合作的是一家国企，在人事和资金上产生了不少麻烦，根本无法正常生产。我曾去看过那个地方，还有大量的产品粗坯无法处理，一些零件和成堆的鲍鱼壳（用作工艺装饰）都不能再利用，真是可惜。在北京建厂，一切都得从头再来，条件可以用比较恶劣来概括，连带锯机都是从南京运过来的。不过，只要能干起来，他对工作条件倒不是很计较。他手下有五六个工人，但他事无巨细都亲自动手，，工人倒有点像是多余的，好在手下几个人从第一次见到他开刨子，就对他非常服气，知道他万事求全的性格，也都习惯了。第一批生产了十来把琴，两把意外碰伤，其余的都在意料之中，挑出两把与G-200Deluxe/FM反复比较，音质音量可以说在伯仲之间,低音方面稍有不足，那可是一把价值七八千美金的琴。而正是高君保留的两把意外碰伤的琴，其中较严重的一把，有幸接受了世界顶级专家的检阅，今年吉布森公司的首席制作师Ren
Forguson来中国，在一次交流会上，他对这把琴的定位是，在美国市场上大约价值2500美金，与吉布森吉他有些类似的特质...。我们没有必要再去挑剔美国佬还心存多少的本土主义思想了，因为对现阶段的中国来说，这已经足够了。事后曹平对我说，他电话鼓动高君将他唯一的那把身残志坚的吉他带到会场，本以为高君会说那把琴不能代表他的水平，不愿意展出。没想到高君却说：“那当然了，不然我去干什么？莫非你认为我会去听Gibson的人弹琴不成？...。
还记得在九七年的乐器博览会上，一家德国吉他公司的人死活不相信那些琴是他亲手所作，因为他没有展位，只好自己背着琴在那儿“巡回展出”；日本艾力亚公司的老板、日本古典吉他协会主席荒井史郎对“高君吉他”唏嘘不已，得知高君缺东少西的，亲自到高君的地下室工厂，将数十套弦钮和一些琴弦、配件送给高君。遗憾的是，合作的那位朋友资金上出了问题，不得不将厂子停了下来。
这件事对高君、甚至可以说是对中国的吉他制作事业构成了伤害，事实上，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高君靠享受这种伤害而生活，有时候甚至到了崇尚失败的地步，因为他看见了这样一个契约：作为现代生活的缔造者，只有资本有权决定谁将获得或得不到它的恩宠，而人的意义，仅限于接受。
可高君是个把手艺当作生活法则的人，只有在把各种琐碎的材料码放成一件中看重用的东西时，他才能感受到完美和绝对，在双手的劳作中，心灵自发地与事物打成一片。他信任手艺，以至手艺都成了他人性的一部分，他相信，手艺是使人变得伟大的唯一值得信赖的法门。尽管资本能够使得它所操作的东西装模作样的形象高大起来，但手艺却是如此自然而然的形象高大，两者间的差别就象一口袋粮食和一口袋爆米花，看上去都内心丰满，分量却截然不同。我敢说，如果让他必须在背叛艺术和背叛手艺之间作出选择，我相信他有勇气背叛艺术，因为手艺比艺术更纯粹也更美。
他决定不马上绝望，小心地拿出变节的勇气去接近资本。说来好笑，我们曾经共同藐视过一些东西，但至今，我们也不敢藐视资本。
有时候我想，过度沉溺于手艺会不会让人滋生出对无用事物的热情，让人不思进取，对整个世界变革充耳不闻。苛求完美的手艺人必须专注于一件美妙事物的全部细节，以至最终可能被这个东西渗透和束缚，甚至被奴役。如果高君开始练的不是什麽Finger
Style,而是《九阴真经》，结果将完全不同。所谓剑胆琴心，高君又刚好是练过武艺的，我总有种幻觉，说不定哪天高君弹指间送出的不再是《BEAN
TIME》，而是《清心普善咒》，该有多猛！
四
是的，我是有责任心的人，对于高君，除了他伟大的手艺和天才，我不敢轻易讴歌其他的任何东西。他生活的道具丰富得有点像小资，而这些道具的完整程度以及码放位置的混乱和无序，又使人不能不疑心他究竟是不是化装成小资的愤青。他长发披肩，有时候还胡子拉碴的，居委会大妈最容易把他当成不良青年（老年？），可听他谈吐，语气平和，逻辑清楚，遣词造句还百般挑剔，分明像个本分人。有段时间他是“私企老板车房俱备1.78体贴儒雅有魅力”，有段时间又潦倒得只剩下一副眼镜还像个“上等人”。
高君用非常傲慢，也可以说是用非常懒惰的的方式发明了自己和自己的生活方式。有时我甚至怀疑，他的思想，他的知识，他的理论，甚至他的英文都是在他自己的头脑中病变出来的。他发育良好，智力奇高，可我们相识七八年来，我从未见他看过报纸杂志，在他住处偶尔见到，也是不知道谁随手丢在那儿的；他不看书，甚至连专业书也很少看，（以前他常看一套大英百科全书，辗转多年也不知丢到哪里去了）；不看电视；不议论国家大事和娱乐圈小事；不做饭不梳头不买热水瓶（他一直喝自来水）；不继承传统文化不弘扬民族精神。除了音乐，精确地说是除了吉他、学生、木材、油漆、图纸、木工夹子等一揽子工具，以及MIDI作曲和计算机应用以外，这个世界与他无关。我不知道，在弱智儿童和离退休工人（老干部除外）之外，有谁还像他一样对时代的关心是如此之少，或者说是对时代的抛弃是如此之多。
可能他已经真的不需要什麽了。一次，我在看The Cure乐队演出的光盘，我挺喜欢主唱的台风，内向，敏感，透着神秘诡异。我向高君滔滔不绝地抒发着观感，希望他能从摇滚乐对观众潮水般的冲击中找到点刺激。他一声不吭，两眼直勾勾盯着屏幕，神情令我满意。等台上唱到《A
STRANG DAY》时，台下的观众已经骚动不已，瞬间就进入了迷狂状态。我若有所指地说，你看，除了摇滚，还有什麽能做到这份上，也就数动乱了。没料到，隔了数秒钟，高君面有难色，指着台下乱舞的那群人，语气真诚地问我：他们到底是怎么了？
有一天他在电话里说想听听别的音乐，我还以为他准备现代化了，将手头积攒的各种唱片塞满一大包拿过去。他那儿果然有了变化，桌上堆着一摞光盘，大多是摇滚乐，从没听他提起过的。问他，说是曹平拿过来的。搞摇滚的大概都知道这个名字，连我都听说过，但不是高君说的。高君以前常挂在嘴边的友人我记得、也认识几个，像张路春、赵长贵...等人，都是以前一起弹古典的，眼下，恐怕只有曹平才是他的真同志。被称为中国摇滚乐的传教士的曹平，是个“全能型”的人物，出于几近生理性的
慕才爱贤，他金针度人，希望高君路线再开阔一些。事隔几天，高君告诉我，他真听了一些，可还是不懂他们为什麽要那麽唱。
高君有福了！他不需要听小布什气势汹汹地宣称誓与中国为敌，不需要看央视像小孩咂糖似地反复回放萨马兰奇的那句圣言，用不着看人家表演开会吐口水，用不着后现代及其各个变种的抚摸，他不知道王家卫，没听说过章子怡……更解放的，是他任何时候都不需要正襟危坐，面对世界地图，假装思考重大问题。这就一举摆脱了知识分子精神困境和要求拯救人类的人文关怀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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